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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謠:行走是一道方程式-1

“一個男人要經歷多少旅程,才能真正成為一個男人;白鴿要飛越多遠的距離,才能在沙灘上安睡;大炮在發射出多少炮彈,才會被永久封存……答案在風中飄蕩。”可以說50年前鮑勃?迪倫就用他的成名曲《答案在風中飄蕩》為民謠定了調,民謠真正的力量與價值在於它對現實的觀照與批判。

  今天的中國民謠已走出了白夜飄飄的年代,在一個到處是標準答案又到處都沒有標準答案的社會中,我們的精神常常被商業巨潮掀翻,一個跟頭接一個跟頭,歌壇被你情我愛的陳詞濫調粉飾得花枝亂顫,好在有一批民謠音樂人的堅守,堅守著對現實的吟唱,對人性的樸素關懷,哪怕這個聲音是那麼的微小,畢竟這個聲音已經在路上……

  於是我們看到,從前年開始幾位民謠歌者開始背著吉他在中國的大地上行走,這些沒有助理,沒有助手簇擁的歌手從一個城市輾轉到另一個城市,就像在進行一場關於理想主義的實驗,歌者們用樸素的歌聲試探著所到之地的溫度。在一些城市收穫共鳴,一些城市收穫敷衍……一個個城市的溫度相加就是整個中國的溫度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民謠在路上尋找聆聽者的過程,也就是民謠歌者觀察巨變中的中國大地的過程。行走就是一道方程式,充滿變數,答案,在路上、在行走中推演。

  1月2日,北京南站的候車室中,一個留著大鬍子的人席地而坐,一陣節奏明快的吉他旋律後,他開口唱起了歌。他的歌聲與車站中行人的嘈雜聲與車站廣播混在了一起,他的身邊也立刻圍攏了二三十個人,一位乘客拿出手機一邊錄一邊向同伴解釋:“這人叫川子,是唱民謠的,挺有名的。”

  在川子的身邊,同為民謠歌手的同伴也在為他叫好,在他們的面前,六七個吉他箱零散地擺在地上。他們的目的地是南京,準備2012年“民謠在路上”的首演。“民謠在路上”巡演2011年中,“民謠在路上”在不同城市上演了42場。民謠,一個相對小眾的音樂類型,逐漸被人們熟悉,民謠歌手們也開始出現眾多粉絲,他們的出場也會引起台下的尖叫聲。

  城市中的人們每天匆匆穿行於鋼筋混凝土的建築之間,許多人無暇顧及身邊的風景和發生在自己周圍的故事。民謠歌手拿起吉他、吹響口琴,平靜自由的唱出心聲,講述你我的故事。

  沒有助理

  歌手背著吉他趕火車

  1月2日11點,四五個吉他箱堆在一起,幾個留著長髮的人在彼此間開著玩笑。行色匆匆的路人偶爾側目,“一看就都是玩藝術的。”年輕人絲毫不在意其他人的評價,仍舊說笑著。

  直到川子彈起吉他,唱起了那首《鄭錢花》,說笑聲開始變成了叫好聲。川子的歌聲也留下了許多路人,他們開始圍觀、拍照。“在車站機場,大家待著無聊,我就把琴拿出來唱,給自己快樂,也可以給等飛機等火車的人帶來一些快樂,這一瞬間他可能就把飛機誤點和壓力忘了,多好的一件事兒。”

  川子在車站見到民謠歌手沈慶後,上去就是一個擁抱,“慶爺,你來了。”歌手、樂手越聚越多。他們的目的地是南京,參加2012年“民謠在路上”巡演的首場演出。

  “2010年4月12日在星光現場開始的第一場演出。5月份開始巡演,第一場是在一個只有300多個座位的小劇場。但是我們還是能感受到不同以往的變化,場地越來越好,互動變得越來越有意思了,硬體條件也好了很多。十三月唱片CEO盧中強說,在“民謠在路上”之前,民謠沒有大規模地進入劇場和音樂廳。十三月與文學網站“榕樹下”的合作促成了“民謠在路上”的開始。”榕樹下給了一筆40萬的資金,我們拿了60萬,湊了100萬的盤子,演到第十一場的時候,錢都賠光了。有人就說這沒法扛了,我說我要再扛扛,扛到2010年年底看看會怎樣。後來通過很多演出,我們的票房好了起來,歌手的狀態好起來,也有商業贊助了。如果100萬賠光了我們就放棄了,就不會有現在的繼續巡演。

  一位工作人員負責起十來個歌手和樂手的吃住行,工作人員將票發到了每個人手中。歌手們背起吉他,拖著行李通過驗票口。川子背著琴走在最後,“從一開始我們就沒把自己當成個腕兒,琴都是自己背著,我們這些人都沒有助理,也沒有那麼多的說法。”民謠歌手楊嘉松認為,真正的價值在於實打實做出來好的音樂。“很多人在演出時都是別人給拿琴,前呼後擁的狀態。但是在我們這兒,誰也沒把自己當腕兒,那些表面的東西我們不會做。”

  簡單本真

  歌手脫掉外套就上臺

  在南京的一家快捷酒店的大堂,歌手們分好了房間,兩個人一間的標準間,賓館距離演出現場大約5分鐘的車程。

  1月3日晚上7點,距離演出還有半個小時。能容納1300人的演出現場來了大約6成觀眾,川子偷偷地在幕布後探出頭,看看演出的上座情況,“不能這麼少吧?這個時間起碼得坐8成了,估計一會兒還能陸續有人來。”

  在場外,大幅海報上印著演出歌手的名字,川子、馬條、楊嘉松、王梵瑞、沈慶……老狼的頭像則被放得最大。

  7點半,一聲清脆的鈴響。口哨聲、叫好聲此起彼伏在空氣裏,昏暗中無數雙異常期待的眼睛緊緊盯著舞臺。民謠歌手王梵瑞第一個演唱,燈光頓時暗下來,只有一縷光打在他的身上。穿著帆布鞋、牛仔褲,背著吉他的王梵瑞與觀眾寒暄幾句後,燈光亮起,低頭撥琴。他也沒有了台下的沉靜,隨著節奏開始進入狀態。歌曲唱畢,底下一片歡呼。“我改名字了,凡改成梵,以前的凡上面什麼都沒有,我想讓自己的音樂更豐滿起來,就像在原來的狀態中長滿了大樹。”王梵瑞說完,又開始了第二首歌曲。

  來自西安的王梵瑞曾是太合麥田第二

  代紅白藍的紅色代表,他當時被看作是更具人文色彩與社會關懷的唱作人。與許多一夜成名的歌手不同的是,33歲的王梵瑞經歷過很多時間的沉寂與磨練。曾經跟一些熱愛搖滾的哥們一起組樂隊,到最後卻各奔東西。然後孤身一人,從西安跑到北京,有過長期在酒吧裏駐場演出的生涯,離開歌壇開小飯店,再重做歌手,這些過往的生活痕跡,他用聲音時而安靜時而有力地述說著。

  在王梵瑞演出時,後臺的楊嘉松一直在關注著舞臺上的變化。他脫掉羽絨外衣,穿著咖色T恤,圍著一條米黃色的圍巾走上舞臺。“民謠就是簡單樸實的東西,歌手也一樣,沒有過多的修飾,上臺就是表現一個本我。”

  “民謠在路上”起步後,既普及了民謠,也勾起了一些中年歌手的青春歲月,楊嘉松就是其中一員。楊嘉松看到“民謠在路上”的演出視頻後,心裏就開始癢癢,他半開玩笑半試探地在盧中強的微博上留言,“在路上的民謠,沒有我怎麼能叫民謠呢?”,盧中強也立即回應,“發兩首歌來聽聽。”不久之後,楊嘉松迅速加入了民謠在路上的隊伍,也與十三月唱片公司簽約。楊嘉松曾經為田震等歌手寫歌,多年不開唱的他已經成為一名音樂製作人,也開起了自己的公司。“之前也在做自己的音樂,後來一直在幕後,在幕後很枯燥,面對錄音棚特別孤獨。看見民謠在路上心裏就開始癢癢。

  在老狼之後出場壓軸的川子一上臺就說:“在狼哥之後唱,壓力很大,得有一個很好的心理素質。”川子上臺前脫掉了軍綠色的外衣,穿著深藍色的T恤和一雙馬丁靴,坐在椅子上邊彈邊唱。唱到高潮時,川子站起身踩著椅子用力地撥動琴弦,一根琴弦被他彈折了。

  感受冷漠

  演出前把自己灌醉

  川子的歌聲引起觀眾一片叫好,一個男歌迷突然喊出:“川子,我愛你。”臺上的川子一時語塞,憨憨地笑了幾聲,繼續唱歌。演出結束後,川子在後臺給粉絲簽名。“現在的情況好多了,以前是不是就得被打擊一把,也感受到了冷漠。”

  “在一些地方,廣告海報已經打出去了,總共能夠容納300人的場地,最後只有30人,台下的觀眾不是劃拳就是在玩骰子,我們藝人需要觀眾和舞臺,我們是在賠著錢演出。在網路上已經很有名的歌手,為什麼沒有人去關心呢?”川子在一次巡演結束後,承接演出方要求歌手自己找住的地方。“因為你沒給我賺錢,我們的演出沒讓人家賺錢,人家也不待見我們,我們只能連夜趕路。”

  川子是地道的北京人,說一口清澈動聽的京腔,雖然已經44歲,但他自認為是民謠圈中的新人,“能讓現場音樂有一個舞臺,真正的不模仿不修飾,唱自己寫的歌,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好事。我寫作的很多歌曲都是20年前寫的,如果沒有民謠在路上,可能沒有人知道我,我可能就是一個酒吧的小老闆,開著自己的酒吧,寫自己喜歡的歌,交自己的朋友,也是很安逸的生活。”公司曾安排川子在深圳的酒吧駐場,到了深圳之後,每天要唱3節,每節40分鐘。川子住在深圳污水處理廠的宿舍,一張破板床,牆上都是拍死的蚊子的屍體。“但是走上這條路上,我就感受到了很多的不容易,才能寫出那些很現實、很不容易的歌。有的時候,也會遇到演出方認為民謠真棒,會給我們很大的鼓勵,我們演出也很帶勁兒,一次打擊兩次鼓勵,兩次打擊一次鼓勵,總體來說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。”

  以前演出中,楊嘉松也常能看到在他唱歌時,很多人在劃拳喝酒,大聲說話,他有時候會說“我特別好奇你們在說什麼?我很納悶你們來這幹嗎來了?”

  “十幾年前,我曾經在酒吧唱歌,我對這樣的情況都免疫了。因為有很多人不是來聽你唱民謠,而是來買醉的。”楊嘉松的辦法就是上臺唱歌前,先讓自己喝醉,他常在音響旁擺著一瓶酒,上臺前就大喝幾口。“因為這樣才能降低我的痛苦,這樣就會忘記他們不聽我唱歌的狀態,我就把自己當成一個去酒吧的客人。”文並攝J209

  民謠心聲

  “把沒法說的唱出來”

  離開太合麥田的王梵瑞轉投了其他公司,他有些憤懣地說:“我是小眾歌手,就讓我好好寫和唱小眾的歌。”

  王梵瑞在來到北京後寫了很多歌曲,他的專輯《這座城市》的創作靈感來源於他對北京夜景的一次瞬間感觸。北京特有的人文氣息始終吸引著這位來自古都西安的民謠歌者。王梵瑞說他的家鄉有著與北京相似的人文氣息,能分別在兩座文化古都生活對他來說是一種幸運。

  在深圳演出時,突然有一個開發商老闆找到川子,讓他給樓盤寫一首歌,老闆拿著一間兩居室的門鑰匙等著歌曲出爐,“我把歌曲給他,他就把房子作為酬勞給我,幾百萬和一張紙的交換。而這張紙上寫的都是違良心,虛偽的話。”

  川子拿起筆,寫出了被網友封為房奴歌的《幸福裏》,“離幸福不遠的地方,我想就是這兒了,他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,叫幸福裏 四萬多一平米。我每天賺錢很努力,花錢也很小心,可是要住進這幸福裏,需要三個多世紀,我買不起。”

  “只有努力,幸福是自己來的,不是別人施捨來的。如果我違心寫了歌頌那個老闆和樓盤的歌曲,即便我得到了幸福裏,但是我失去了的是真正的幸福。我在家裏肯定寫不出這樣的歌,我一出來,有這麼漂亮的社區,這麼多人買不起房子。”

  在川子心裏,他的民謠就是將“沒法說的唱出來”。“將老百姓自己的事兒唱出來,茶餘飯後作為娛樂。盡可能地祈求整個世界會好,而不是我們在用個人的小精神推動社會,我扛不起地球來,我們只是期盼。我覺著我幹這行要對得起自己,也得多少有些作用。我們的聲音雖然很微弱,也是唱出我們對事件的理解,對人性的關愛,是一種喚醒,這是音樂重要的部分。”

  楊嘉松說:“很多民謠的歌詞、編曲方式、演唱方法都是很簡單直接。我不喜歡拐彎抹角,寫的很簡單很單純,沒有太多的渲染。”

  田震點評楊嘉松的歌詞是“小學五年級的語文水準”,“就是五年級以前學的字就夠了,她說得雖然有些誇張,但是我不喜歡堆砌辭藻,喜歡用簡單的詞語表達出內心的情感,這也是民謠的一個特點。現在民謠的形式有很多,有的很詩意,有的很簡單現實,有的偏向與搖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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